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东西总是没有一个大众公认的评价标准，因而这些事物总是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或为人们菜饭过后的谈资，或为相互攻击的棋子，亦或为调节生活的作料，如此种种，文学当然也不能幸免。
　　
　　转型时期的中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难以与“转型”脱轨，所以我们当然有理由把文学这节车厢的转弯归结为中国这辆火车的转弯。从“伤痕文学”到“校园文学”，从历史小说到纪实小说，再到反思小说，以至于到现在难以归类的“百花齐放”，有人说这是千帆竞争的可喜形势，而我不得不为如今文学的局面捏一把汗。
　　
　　与其说这是文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好风气，倒不如说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混合体，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写书、人人都可能成为作家的年代。文学本身作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价值载体的意义便大打折扣。
　　
　　其一，商业化包装扭曲了文学的价值核心。自古文人多潦倒，而当今的一些作家无疑推翻了这一他们认为的悖论。市场化经济带动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利益角逐，文学也毫无保留地被卷入其中。总是有人在策划出版一些畅销书，总是有人在构思写作一本符合大众口味的书，试问好书真的可以这样策划出来吗？陈忠实五十岁之前已名气斐然，五十岁又捅破了一层纸，《白鹿原》的问世首先是了却了自己可以写一本书用来当做枕头的心愿，写作于他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经典之所以流传并非无心插柳。
　　
　　淡化了价值核心的人更恐惧被人看透，一面在为无知而羞耻，另一面却因享乐而陶醉，这样的受众心理无疑成就了文学的商业化，加上各类包装、炒作手段的不断进化，快餐文学正在兴起、流行。《中国不高兴》的策划成功是在一个多事之秋，缺乏自我价值标准的如获甘霖，争相传阅；而另一类有着精英意识的人群则争相批判，两种结果都没有出乎策划者的预料，这都是他们想看到的。然而若干年后，还会有多少人记得这部“成功之作”？
　　
　　其二，大众写作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像当年明月这样的例子并不可否认，并且每一个作家都是从不知名走过来的，我承认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给了我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机会，这是一个处处充满机遇的相对公平的年代。然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谙世事、缺乏常识的中学生写的书可以畅销，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的作品可以广为传阅，无病呻吟、虚情假意的文字也有一席之地……我不是怀疑受众的阅读情趣，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读者群不同，因为本身就是良莠不齐的，在一个群体中以文字自娱自乐，这是抒发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写作的方式。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经历了生活坎坷的人，如果因为看了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而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场景会是如何啼笑皆非；或者一篇巨著被翻译成火星文在一群人当中灼灼生辉，该是怎样的惨不忍睹！
　　
　　八十年代的文学史一辈人的理想，如今作家的地位已是江河日下，像余秋雨这样名利双收的文人毕竟还是少数，既然无从文的志向，把写作当做是一个跳板，那还会认真负责地对待文字吗？
　　
　　其三，文学领域的迷糊化淹没了界线。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无所不包容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心理乃至逻辑、天文、地理，都可以与文学挂上钩。在我们日趋多样化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涌入其中，草根、山寨、非主流，老一辈与新一代的交融更是冲突不断。如果一部介绍职场的小说不归于文学又该算作什么？如果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不兼容又该如何划分？畅销书不是算作文学书籍又该怎样归类？良莠自古就有，参差如今更多。文学本身的包容性成就了其软弱性，这是无法避免的尴尬。
　　
　　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文学改革至今已近百年，中国文学从幼稚走向了意气风发，再到如今的迷茫不知所往，其中也不乏坎坷甚至致命打击，只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不可避免的经历，我更愿意把当今文学理解成为过度转型时期必经的考验，在无数次的争议与完善过后，文学必将走出种种尴尬包围着的无奈，走进一个新的阶段。